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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叩问文明 追溯历史——回望中国考古70年

  • 发布日期:2019-10-27 16:01:55 信息来源:互联网
  • “作为一门诞生于不到100年前的相对年轻的学科,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的70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它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凝聚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和贡献。”8月28日,中国考古协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王伟在“第二届郑州中国考古学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本次论坛以“新中国考古学70年”为主题,是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考古学会下属专业委员会梳理了该领域70年来的发展脉络、重要发现、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中国文明的时空框架逐渐确立

    1949年9月27日,周口店遗址再次发掘,标志着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表示,旧石器考古70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从以器物为中心到以遗址为中心再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人类生存和进化的时空框架。目前,已经发现了2000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涵盖了从200多万年前到10000年前的不同时期。基本澄清了中国最早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高兴说,在新世纪,旧石器考古学致力于与发达国家在实地实践中的学术融合。注重全面细致的挖掘和信息获取。它采用现代测绘和记录方法,综合提取资料和信息,注重发掘过程中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对遗址或地区的不断深入挖掘和研究以及建立高分辨率的文化序列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定量分析不断取代定性判断,研究思路也逐渐从主观转向客观。

    史前考古学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关系最为密切,其研究进展一直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直专注于重构中国古代史,通过“考古学”寻求“对古代的解释”,突破了基于古代史记录的传统古代史观的束缚,展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更加辉煌的历程。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是数据积累和理论探索的时期,而1980年至1999年的20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的“黄金时代”。从2000年至今的20年间,多学科与国际视野的结合成为亮点。

    李新伟认为,公元前4千年后半期,在社会同步发展到“古国家”阶段的基础上,中国主要史前文化区经历了以社会上层之间的远距离交流为中心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分享了相似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一个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与中国历史时期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共同体,即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

    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前三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科学中心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继根认为,1949-1979年夏商考古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古代史的重建。从1979年到1996年,古代史的重建被具体化为“建立一个历史文化框架”。考古发现的空间覆盖和考古文化类型的展示尤为重要。从1996年到2019年,考古学被赋予“独立建构古代史”的时代使命,并取得了与史学平行的学科地位。此外,在植物区系类型概念的应用、各种专题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大型国家专题研究、文物保护和遗产应用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高亮认为,在过去的70年里,两周的考古成果彻底改变了传统先秦历史的内容。两周的历史叙述已经从传统的以文献为基础的王朝政治体制转变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全面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史。历史观从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维的、综合的历史观。叙事对象从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史发展到以古代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史,呈现出一种历史文化面貌,不仅呼应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而且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谈到秦汉考古在过去70年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乡坦言,这是一个从“三代以内不考过去”到壮观的转变。到20世纪80年代末,秦汉考古学和战国考古学已经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在理论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器物类型学、遗物类型学等。,这些都对墓室布置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对都城、帝陵、手工业等专题的研究正在深入。秦汉考古年表已在不同地区建立并不断完善和调整。

    三国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何傲云教授认为,这样一个文化和文明变革的伟大时期为考古学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过去70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大规模增加,为解决一系列历史、文化和学术问题提供了基本条件。学术创新考古逐步展开,以首都考古、瓷器考古和陵墓考古为最典型的例子。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全面开展,一些跨境合作考古项目和专业研究机构建设进展迅速。重视多民族文化和区域文明考古;考古发现已转化为文化遗产,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遗产事业服务的意识普遍提高。

    辽、宋、金、元、明、清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认为,都城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是这一时期考古学的核心内容。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古代与现代的重叠型和荒野型。新世纪以来,城市考古学的发掘理念和技术方法不断得到实践和总结。考古发掘越来越活跃,研究也越来越全面。此外,辽、宋、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将是近年来的工作重点。

    研究变得更加精细和专业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考古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人们对考古学知识的需求也比以前高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湘认为,近年来,考古学家积极宣传和普及科学考古知识,使人们愿意将考古知识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他希望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并通过各种公共考古活动讲述中国故事。

    从20世纪80、90年代的形成时期到现在,动物考古学已经从可有可无提升到不可或缺,其地位从未得到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说,中国古代家畜的起源已经基本澄清。同时,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与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索了中国古代动物次级产品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动物在祭祀和葬礼等仪式中的使用已经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的骨制品和制骨手工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赤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认为,植物考古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浮选法作为一种野外获取植物遗存的方法,已经应用于考古发掘,解决了考古发掘中获取植物遗存的问题。植物考古研究不仅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植物利用、农业起源与传播、环境与人类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获得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近年来,人骨考古发展迅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结果。研究人员在湖南省道县福洞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研究表明,相似牙齿的大小很小,形状在现代人的变化范围内。这个发现把早期现代人出现在中国的时间从6万年前带到了10万年前。

    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丁健祥介绍,自1987年以来,中国已经开展了80多个不同规模的水下工程,从北部的丹东海域到南部的南沙海域,进行了中国深海考古的首次探索。截至2016年,已确认水下文物241件,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及近代,这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发展的历史事实相一致。今后,基础工作将继续进行,资源调查将尽可能从被动转向主动。

    自1980年以来,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大文建议,今后应加强考古遗址环境考古的综合研究,加强考古遗址中各种环境因素的系统重建,尽可能提高古代环境特征及其变化的时空分辨率,更加注重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对文化进化的综合影响分析。在大量研究案例的基础上,逐步加强环境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加强环境考古学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赵辉坦言,在过去的70年里,各个时期、各个专业领域的考古研究都确立了明确的学术目标,出现了许多重大的专题研究。在“经典证明对历史的补充”中,“历史的补充”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田野考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考古资料已在规模、数量、空间和时间方面得到全面提供。重大发现经常被报道。研究技术和方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它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催生了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目前,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去”,开始与许多国家进行考古合作。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新氛围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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